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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秘大树片区 “湖广填川”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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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来源:达州日报

达川区大树片区现今居住着12万多人口,溯其源基本上是“湖广填川”而来。

 据搜集的318个入川家族资料统计:湖南省籍的234个家族,占73.7%;湖北省籍33个家族,占10.3%;其他省籍21个家族,占6.6%;未知省籍30个家族,占9.4%。从入川年限看,明朝入川的25个家族,占7.8%;清初入川的11个家族,占3.4%;康熙年间入川的223个家族,占70.2%;雍正、乾隆年间入川的22个家族,占6.9%;未知入川时间的37个家族,占11.7%。由此看来,该区域居民祖籍基本上是湖南人,其次是湖北人。

两次“湖广填川”

 据多位史学家的著文和大树片区现存家谱资料看,“湖广填四川”主要有两次。一次是元末明初,主要从湖北麻城入川,这类人在大树片区约占10%。这次入川家族谱牒多书为: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一带入川,时间多为明洪武年间(即1370年前后)。

 笔者研究发现,这部分入川家族多数在麻城县寻不到根,他们的祖籍并非麻城人,而是江西或沿海省份。其先人在多年战乱中逃难来到麻城,或短暂居住,或直接入川,麻城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而已。如大树片区王家、翰台坝,祖籍都书为麻城孝感乡高阶堰破石缸,入川始祖王鼎。据资料考证,王鼎虽在麻城短暂居留,但祖籍应属江西茶陵。事实上,一个小小的麻城县孝感乡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同时入川。

 第二次大规模入川是在清康熙年间,系奉旨入川。大树片区人口约80%都是这次入川的。入川前祖籍基本上是楚南即湖南人,其他省的不到10%。同时,入川年限也较集中,多书为清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至五十年(1711年)奉旨弃楚入川。

“湖广”为什么“填川”

 据史载,明万历元年(1578年)四川有人口310万人。到清康熙初年(1662年)四川人口陡减至50万人。清乾隆《达州志》载:达县明万历元年有人口16233人,到清顺治康熙初年实有5393丁。而大树片区清康熙初仅存王、黄、万、张、赵、秦、曹、竭、颜、樊等10多个姓氏数百人口。明末清初人口锐减,主要有四个原因。

 1、战争。明朝中后期,政治越来越腐败,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。在这些战争中,史载大树片区至少发生过两次以上战争。《达县志》在民间传说“张献忠巧施疑兵计”中载:“相传,明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张献忠攻达城,路过黄庭,富绅、贪官、恶棍为义军震慑,纷纷逃遁。有的躲进黄庭深山之碟子洞(今名龙铃洞),深不可测,义军不及进剿。义军离去时,巧施一计,在洞外悬铃,竖旗于树梢,铃随风响,旗飘,似千军万马驻屯其地。洞内躲藏者,蜷曲一隅,不敢动弹,日久无食,均饿死。”

 又据翰台坝王氏三修《族谱》序载:明末全族共有百余丁,甲申之变(即1644年明朝灭亡,清朝统治始),姚黄(即农民起义军姚天动、黄龙)扰乱于前,张献忠复蹂躏于后,老少尽行失丧。至康熙元年,只有王仕俊、王仕杰兄弟二人回归祖业。

 又如黄都乡方碑村《樊氏族谱》载:他们本是土著人,明末一支军队路过此地,所有居民到处逃亡躲藏,尽行失丧,后只剩樊永朋一人藏于一石碓窝下,才未受其害,繁衍本族。

 由此可见,大树片区在明末清初饱受战乱之害,致民众离乡背井,逃难饿死、冻死于途。

 2、饥饿。清乾隆《达州志》“灾异”中载:“明崇祯年间,岁屡荒欠。”又载:“姚贼字天动,聚党劫掠及献贼大乱乘隙掠川之东北,所到焚毁,尽杀老幼,掘墓开坟,州寺俱为所毁。”“时饥疫并行,草木叶皆尽”,“人自相食,存者万分之一。”另有史载:“清顺治初,大旱大饥,大疫席卷大半个四川,人自相食。”

 以上记载虽言过其实,事实上,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争频繁,百姓背井离乡,或隐匿深山,或逃往外省,致田土荒废,众多逃难者饿死路途荒野。

 3、瘟疫。长期大规模战争,彼此拉锯厮杀,尸横遍地,瘟疫肆虐。史载:“清顺治五年(1648年),瘟疫席卷城乡,病状惨不忍睹。”

 4、虎患严重。由于耕地数十年无人耕种,人烟断绝,虎豹昼夜群游城乡,伤害人群。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川渝虎患,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,历时30年以上。

 据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调查,自明崇祯五年(1632年)为蜀乱始,川东死于献贼者十之二三,死于姚黄者十之四五,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之二三,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。

“湖广填川”的经过

 清顺治六年(1649年)朝廷颁布了《垦荒令》,在湖广荆州(今湖北江陵)特设“四川湖广总督”,专门办理移民四川事宜。由过去自发入川,变成政府动员、组织护送移民入川,形成历史上有名的“湖广填四川”大潮。

 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大潮中,广大楚南人民普遍存在祖家难舍、故土难离的观望态度,少数人甚至抵触入川垦殖政策,仅有个别人乐意自愿报名入川。从大树片区已搜集的200多个入川家族看,这一时段入川的不到10户,入川年代为清康熙三十四、三十四五年(1695年、1696年)。如大树镇光辉村周氏祖先周时选就属自愿报名,当地政府专门为其召开欢送会,他坐着轿子带领全家40余人入川。后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,历年清明节祭祖时,他们不挂清明吊,而是挂彩纸球插上坟头,这种纪念方式延续至今。
清康熙三十六年,楚南地方政府见很少有人自愿入川,担心完不成入川指标,便出台政策,采取诸如“三兄弟者必走其一”、“五兄弟者必走其二”等办法强行组织入川。一些家庭考虑到祭祖、赡养父母长辈、耕耘土地、经营生意等多种因素,有的选择一半留守一半入川,有的先入川一二人或二三人,其余待父母长辈归世后,守灵三年再入川;有的变卖家产全家一齐入川;还有的出钱买人入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登记,当地政府派官员或兵卒分批护送入川。第一批集体护送入川的应是清康熙三十六年及次年。

 由于路途遥远,入川人户拖儿带女,路途艰难。护送的人怕移民逃跑或走失,将每个移民的一只手用绳索绑住,沿途凡大小便,叫领队解去绳索。所以入川后,传说“解手”一词就是由此而来。入川队伍每天只能行进几十华里,时有中途遇雨而耽误行程,从湖南到大树片区,最快也要走一个多月,最慢的达数月之久。

 据黄庭乡蒋家沟《蒋氏族谱》记载:他们先祖入川时,由于移民太多,行至万县过河抢着坐船,造成翻船事故,淹死男女数十人,余下生存者,各找门路。他的祖先跟其他移民来到新宁(今开江)暂居住下来,后打听一路来的同伴已落业达县大树坝,于是才移居到今黄庭乡蒋家沟。

 这次大规模移民,从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起,至五十年(1711年)前结束,一般族谱称这段时间为“奉旨入川”。

 广大移民来到大树片区,看见到处杂草丛生,野兽昼夜乱窜,破烂的房屋无人居住,一片荒凉景象。于是,他们各自择地留居下来,一面收拾或搭建房舍,一面圈定地界,挽草为界。稍作休整后,便开始开垦田园,养殖家禽家畜,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,加上没有任何税赋和摊派,过着比楚南老家好得多的生活。

 移民逐步富裕起来后,派人回到祖籍地报告入川喜讯,从而又吸引了一批湖南人自发入川落户。据大树镇碑垭村《郑氏族谱》称:同族先祖郑明远,听入川移民传回的喜讯,抱着怀疑心态,于雍正年间从祖籍广东乳源出发,沿途算命为生,来到大竹县新庵场(今二郎乡),见这里山川秀丽,土地肥沃,税赋很少,便立即返回广东,将自家和兄郑明华家迁徙到这里落户。

“湖广填川”的特点

 第一,持续时间长。从清顺治六年(1649年)颁布《垦荒令》始,就有少数人自发入川,至清乾隆后期(1750年前后)自发迁徙入川止,约100年之久。其间入川大潮发生在清康熙中期,移民人数占入川总数的60%以上。

 第二,移民规模大。清前期的移民,最大特点是:有皇上圣旨;有地方政府组织;有奖励移民的政策;成批次大规模移民入川,有的一个家族同时几十人入川,开创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入川潮流。

 第三,移民省籍集中。大树片区的所有移民中,湖南省籍占80%,其次是湖北省占10%,其他省不到10%。从湖南省看:又集中在零陵县、安化县、祁阳县、芷江县等地,占湖南移民总数的70%。

 “湖广填川”促进了人口迅速增加。从全省看,到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,人口从低谷的50万人,增加到325万人,增长6.5倍。从大树片区看,到乾隆《达州志》(即1742年)时,人口由低谷的500人左右,增加到32甲,以每甲100户、每户5人计,约1.6万人,增长30倍。

 “湖广填川”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。史载:清康熙十年(1671年)全川有田14810顷,到雍正六年(1728年),田开垦到431221顷,比50年前增加29倍。粮食经济作物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数倍增长。

 “湖广填川”促进了教育、文化事业、卫生事业、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语言的多样化。原有“土著人”都说四平腔,湖南移民入川后,传来了长沙话、永州话。凡湖南长沙、安化县一带的移民,基本都说长沙话,过去不讲长沙话被视为“出卖祖宗”。

□王和洲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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